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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包密集释放 汽车消费券助力扩内需******

  汽车消费券助力扩内需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近期,天津、沈阳、郑州、济南、三亚、南昌等地陆续出台汽车消费促进政策,其中发放汽车消费券是一种重要方式。

  业内人士认为,汽车消费券数量较多、金额可观、使用灵活,能有效配合商家开展促销活动,激发居民消费热情。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回暖以及居民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汽车市场有望在拉动内需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政策红包密集释放

  中国汽车消费整体态势如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同比增长3.4%和2.1%,全年实现小幅增长。中国汽车产销总量已连续14年居全球第一。同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和前期有关支持政策退出等因素影响,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出现一定波动,扩大汽车消费面临一定压力。

  对此,不少地方都将汽车消费券作为“政策红包”发放,提振本地汽车消费。

  在天津,市政府决定在春节前夕再安排市级财政资金1.15亿元用于发放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其中汽车消费补贴安排资金6000万元,占同期消费券总额的比重超一半。

  “汽车消费券共分为四档。购车金额5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的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金额15万元(含)至25万元(不含)的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金额25万元(含)至35万元(不含)的每辆补贴5000元;购车金额35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补贴6000元。”天津市商务局局长孙剑楠说,1月11日开始,在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车并开具购车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APP指定页面上传相关购车证明材料,申领政府购车补贴资金,待相关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

  在河南郑州,“兔年迎春”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于1月5日上午开始正式发放。此次活动将统一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其中燃油车消费券发放7720份、价值3000万元;新能源车消费券发放4200份、价值2000万元。

  郑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林继民说,此轮汽车消费券按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划分了不同的标准。其中,购置燃油车的消费券分为3000元和5000元两种。裸车开票价在5万元(含)以上至15万元(不含)以下的燃油车,可享受3000元的消费券;裸车开票价15万元(含)以上的燃油车,可享受5000元的消费券。新能源车消费券档位设置与燃油车相同,但每档比燃油车再增加1000元补贴额度。“凡购买5万元以上小型非营运车辆者,包括燃油车、新能源车、皮卡车等,都可以申请领取汽车消费券。此举旨在有效提振消费信心,优化广大市民购车体验。”林继民介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汽车作为居民日常消费中最大宗的工业品,产业链长、辐射面广、牵涉就业多、带动作用强,是提振内需的重要发力点。”周民良说,近期,天津、郑州、沈阳等地陆续发放汽车消费券,是一项十分积极的举措,有利于发挥内需“催化剂”的作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加快促进经济回稳向好。

  供需两端活力增强

  汽车消费券的影响力如何,分处需求和供给两端的消费者和企业最有发言权。

  “我买这辆车挺‘香’!政府提供的消费券及各类补贴让我额外省了7500元!”家住山东青岛的陈晓安说,3个月前,她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作为上班族,汽车可以让自己更舒适地通勤,但由于刚工作不久,买车也要精打细算。“青岛市政府依据车价与购买车辆动力类型有不同额度的消费券,有些银行和区政府也提供了配套的同享消费券。买车那会儿,我准时上闹钟在手机上抢券,最终圆了买车梦。”她说。

  在湖北武汉工作的李烽最近也盘算着换新车的事,汽车消费券是他购车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我刚工作时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牌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如今,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电瓶老化、空调损坏、零部件磨损等问题日益突出,每年用于维修保养的费用就有上万元。”李烽说,目前新能源车设计新颖且使用成本更低,而且不少地方的汽车消费券对新能源车的支持力度更大,自己打算买一辆新能源车。“我争取赶上这一波,今年就搞定!”

  面对消费者的热情,车企积极响应,抢抓汽车消费券带来的商机。

  大7座SUV、智行驾驶辅助系统、品牌方100%的购置税补贴、3年3次免费基础保养……2023年1月1日至20日,江铃福特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密集推出一系列全新产品,乘着汽车消费券的东风抢抓市场机遇。

  1月13日8时30分开始,赛力斯集团“问界”系列部分车型提供全新的优惠价格,该系列车型还将陆续进行OTA升级(在线升级),进一步优化车主的智慧出行体验。

  赛力斯集团相关业务负责人姜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正从政策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市场潜力巨大。其中,汽车消费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新购和换购客户的购买热情,缩短客户决策时间。不仅如此,汽车消费券在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的同时,还能有效辐射汽车售后服务市场,激发持续消费活力。“赛力斯集团将通过流程标准、保障体系、服务产品、数字化服务、极致体验等方面共同升级来建设全新的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客户体验。”姜卫说。

  与此同时,广大经销商也嗅到了商机。“我们会充分利用汽车消费券等政策补贴的有利时机,配合厂家促销,最大力度推出优惠促销,提高新车销量。”新疆卓辉汽车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向金萍说。

  夯实消费回暖基础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汽车消费券的撬动作用不可小觑。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13日,全国现存企业(状态为存续、在册、正常营业的企业)中,主营业务范围与汽车生产、销售、保养有关的约487.63万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7.4%。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四川、安徽等地汽车存量企业数量较多。

  周民良表示,目前汽车消费券的发放以政府为主,不少企业、商家也纷纷推出配套促销措施,这有利于形成促进汽车生产和消费的合力。在这一过程中,汽车企业和销售商家尤其要注意,汽车属于耐用工业品,居民买车只是消费周期的起点,售后服务市场空间更加广阔。

  “鼓励汽车消费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因此,汽车消费券的设计和发放也要在精细、科学、公平、合理上下功夫。”周民良说,比如汽车消费券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财政补贴,汽车消费券应该重点面向无车和仅有一辆车的家庭,支持其购车或置换;再如,由于大型城市往往路面交通拥堵,公交地铁发达,汽车消费券应重点向出行需求较大、人口密度较低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倾斜,从而帮助这些地区打通要素流动障碍、释放内生增长动力、夯实经济回暖基础。

  对于车市的前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这为稳定增加汽车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综合各种因素,预计2023年汽车消费市场有望总体保持增长势头。

  束珏婷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继续推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一是抓政策落实,加大汽车消费政策文件落实督导力度,及时推广地方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二是抓措施完善,会同有关方面研究扩大二手车流通、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等政策措施,着力破解汽车流通的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汽车梯次消费、循环消费。三是抓环境优化,协同相关部门支持充电设施、停车设施建设和提高汽车消费金融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四是抓制度健全,加快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促进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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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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